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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重生路径
点击数:2598 更新时间:2012/8/23 16:48:35
    徐志频 作家,青年评论家。所著《湖南人怎么了?》畅销中国,2010年9月排行中国文化类图书畅销榜第二。新著《经营天下的湖南人》被荐为湘商学院指定教材,全国湖南商会指定重点专购人文读物。

  信仰的缺失,让传统晋商在暴富中戛然死亡。但是,新一代晋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仍然在寻找重生的路径

  提到中国10+1商帮,第一印象,人们本能地想到晋商。

晋商可以代表中国商帮,不是因为作家余秋雨写过《抱愧山西》,也不是观众多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晋商的辉煌与没落——都是靠实力与年代积累起来并沉淀在山西的。今天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只是它丰富建筑遗产的吉光片羽,我们却因此穿越时间,依稀看清一个遥远与漫长的商帮背影——这些晋商,尤其是首创中国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据史,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实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评价很高。“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人们这样流传。商业的繁荣,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山西一带,多年流传“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的俗语。茶庄票号,当时是山西的热门行业。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在晋商称雄过程中,先后树了三座丰碑:驼帮、船帮、票号。

  先秦时,晋南一带就有商业交易。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但一个曾经流金淌银、光焰夺目的商帮,一个以诚信为本而著称于后世的商帮,到了20世纪80年代,却只有在作家的笔下、电影的银幕前才可看到,这切实而无情地告诉我们:晋商死了。

  2009年,作者木萱子一本《晋商之死》,道出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关心的是,晋商为什么死了?追问答案,结论是:晋商死于自己手中。暴富之后的文化缺失,即信仰的缺失,让晋商在暴富中戛然死亡;晋商们最为宝贵的进取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存在的似乎只是埋怨与愤懑,还有恬不知耻的骄傲,就这样,晋商被自己夺走了“精气神”。

  晋商死去,对中国10+1商帮而言,是一个震撼心灵的事件。原因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质影响。所以木萱子直言不讳地说: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我最后决定来写一个有关商帮批判与思考的东西。选择晋商,一则是因为,晋商当年就位列十大商帮之首,他能代表过去时的商帮,二则,商帮复兴晋商又是排头兵,声势也最浩大。

  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帮,多已辉煌不再,那么我们要问:传统的商帮,为什么会在现当代拖死于社会的舞台?这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传统商帮。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这种情感的吸引是最初的萌发力。由此,商帮的定义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亲缘与地缘,是商帮的基础。

这一基础,决定了一旦亲缘关系淡漠并在商业中所承担的信用作用削弱,地缘因素亦因交通、通讯的优势而完全丧失,商帮本身就将面临动摇甚至瓦解的命运。致力于发起、推动华商事业的伍继延对此深有研究,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商帮都是自然形成的,那个时代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而现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全国是个大市场,中国加入WTO以后又融入一个更大的市场,这两大市场是趋向于统一的,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化”。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商帮应该死。

  但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诚然关注商帮怎么老死,但我们更关注商帮怎么新生。

  前面说过,传统商帮是因为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发达,包括法制不健全历史条件下,依靠地域和血缘成立起来的。今天社会的科技与现代化,将这些问题都取消掉了,甚至,商业理性将地域与血缘也侵蚀掉了。在这样的现实中,新生商帮,存在的根基,已转移成仅仅基于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

  商帮变商会,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这种必然,从晋商商帮死去、晋商商会新生的一刻,就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印证。

  晋商等商帮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会死后再生,却没能顺理成章地演变成当代经济?

  以浙商来做比较,我们就会很清晰地看见,浙商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迎头赶超,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如胡祖光指出的那样,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而当代山西经济与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则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因为在文化遗传密码与当代经济文化对接的内在兼容性方面,浙商与其它商帮不一样。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这正是浙商和晋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或不延续的主要原因。

  暴富之后面临文化缺失,工商文化又缺乏传统底蕴,面对开放的市场,以晋商为代表,传统商帮纷纷踏着燃尽的余晖,走上末路,唱一曲让人叹气的挽歌。

  在商帮倒下地新生的中国各大商会,今天蓬勃生长,粉墨登场。这是在以市场作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应纯粹市场理性与契约精神而生的。但商会在今天,依然留有浓厚的商帮阴影,在人情化的中国,它常常起到了一个“熟人社会”的作用。这距离现代文明与现代商业规则,依然很远。

  现代商业规则的构建与共同信奉才是今天商会的出路。新商业文明既有一般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共同特征,也有自身新的特点,包括主体的新(网商)、环境的新(网络生态)、规则的新(网规)等。从经验上归纳,在新商业文明中,这些特征的事物包括:新基础设施、新商业模式、新组织、新价值观、新社会生活。

  站在今天,从晋商商帮看到晋商商会,象征中国商帮死亡新生一轮回。如果说古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一个臣民社会走进了市民社会。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最缺乏的还不是亲情感、地域观、文化层次,而是许多商会的建设者自己还不具备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意识。

  致力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商会研究和建设的伍继延先生,以他的实践经验与心得,曾一针见血地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天的商会组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第一它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第二,它是和谐社会的组织者;第三,是民主政治的参与者。而现在,我们有几个商会、几个会长具备这三点认识呢?

  中国商会新生与蜕变之路,依然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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