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会员名: 密码: 忘记密码
您现在的位置: 湖北省江西商会 >> 商会研究 >> 当代商会 >> 正文
 
《 东方企业家》11月专访: 从商帮,到商会--文:岳巍
点击数:3213 更新时间:2012/8/23 16:42:58

即便伍继延本人,也承认自己这三十来年的经历让人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15岁那年考上大学,伍继延提到这件往事,往往会加上一个注脚:当时我的分数都能够上清华北大了。但是当时仅仅是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的伍继延还是选择了湖南大学。

在湖南大学,他读的专业是“计算机”,实际上这是伍继延父母替他做出的选择。这对身处湖南小县城湘阴的数学老师夫妇,最朴素的想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他们的认知中,计算机是比数学更高级的学问。

伍继延说起自己在湖南大学接受计算机专业教育的经历时,会略带着不易察觉的委屈,作为1979级大学生,所能见到的“计算机”完全是计算用的机器。直到1983年快要毕业时,才用上“苹果电脑”。

事实上,伍继延进入大学之后很快就发现无法说服自己喜欢所读的专业,经历过一场浩劫的家长们普遍的想法是学理工科能够少犯错误,但是1978年之后的大学校园已经开始浸润亦以酝酿思想解放的暗潮。

伍继延对自己专业的记忆只剩下“那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操作系统很复杂,操作起来需要穿孔,用磁带……”,这些语焉不详的记忆碎片勾勒出伍继延当年面对自己专业的无聊与无奈。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的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潭死水,原本应该在高中时期形成的对自己的基本认知,伍继延几乎是全部后延至大学时才有所认识,其中最基本的一条便是:对于自己的专业已经完全不喜欢,而对人文知识表现出最大的兴趣。

伍继延忆起当时有两类东西在大学校园里最有市场,国外新思潮的翻译著作的引进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回潮。

时至今日,伍继延还记得1980年代那套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并直言其给自己的巨大影响。

如果我们翻检历史,会发现那一时期曾经出现了大量“编著”作品,这些曾经使伍继延眼界洞开的文化读本,其实并不是署名者写的,也不是署名者编的,而是他们把国外的新思想进行翻译整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最终形成一本书,经济领域二道贩子的称谓被引用到学术界,他们被称为思想贩子,这些并非进行原创工作的编著者们所贩售的思想成为伍继延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后者依次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启蒙。

与外来思潮相并立对于当时的人们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潮,经历过文革对传统文化清剿的人们,发现在“革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自己未曾知晓或者已经疏离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伊消得人憔悴”“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些年轻人谈恋爱时往往会用到的词句最先出现在当时的大学生们的头脑中和信笺上。

伍继延自豪于自己就读的湖南大学是承袭自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自豪于与在书院旁侧的岳麓山上安眠的先贤们曾经离得那么近。伍继延或者干脆将岳麓山视为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一篇章的文化标本。

 

伍继延说自己当时意识到尽管“工具”重要,但是“文化”最关键。这成为伍继延在随后的日子里放松专业课程学习的一个理由,很多年之后,伍继延说尽管自己也算有几分天赋,但是相对于“费劲”的理工科,他还是在文科上表现出更大喜好,湖南大学的百科知识竞赛,伍继延是第一名,19岁大学毕业那一年,伍继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湖南日报》上,因为他是当年的湖南省大学生演讲比赛的第一名

在之后的岁月里,伍继延经常会怀念那个年代,除了青春故事,还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百废俱兴的现状使得伍继延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自由经济,民主政治,伍继延说这是当时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未来,也正是因为这些愿景,伍继延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未从事所学专业而是留校担任团的干部,他把这看作是改造社会的基层岗位。伍继延笑称当时团中央有个大书记,自己在基层当个小书记,3年之后,伍继延进入清华,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

伍继延会把自己的两个专业做个对比,“我本科学的是电脑,是修理机器的脑袋,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修理人脑”。

时代并没有给伍继延提供“修理人脑”的机会,拿到学位后,1988年,伍继延去了海南。

在伍继延的描述中,1988年的海南是个大工地是块试验田,23年之后,当初抱着投奔自由的心态“下海南”的伍继延仍对当年自己的那个单位津津乐道,“老大是现在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老二是冯仑,现在已经被称为地产思想家了……”伍继延是那些人中唯一一个正式“调”过去的人,被同事们戏称为“唯一的正式干部”,这个唯一的正式干部负责的部门是“信息部”。

伍继延对于当时与那个单位发生过联系的人记得很清楚,硕士生易小迪曾经在那里实习,潘石屹则是当时挂靠在那个单位下的一家公司的常务副总,这些日后在中国地产界甚至整个经济界享有显赫声名的人物当年在“建设海南”的时代大潮中还只是一个小角色,还并未能够完全与体制撇清关系。

伍继延在体制内“干了两个活儿”,一是团委书记,一是体改干部,这总共用去伍继延差不多10年时间,做体改干部4年之后,伍继延终于下海。

因为曾经被问过很多次“为什么要选择下海”,伍继延已经学会不等人问便自我表白,“当时觉得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没有落到实处,所以想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伍继延特别强调湖南人的特点,讲究知行合一,“知和行要统一起来,不能知而不行,更不能盲目的行而不知,湖南人的特点就是讲知行合一”,伍继延为了说明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色,还“搬”出了岳麓书院那块“经世致用”的匾额。

像很多湖南人一样,伍继延言谈间时常会提及毛泽东并且频繁引用毛语录或者毛词,只是我们无法证实这是否也只是他们的“工具”而非文化。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伍继延对于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有着近乎于执念的兴趣。

因为无论是当初的“思想贩子”还是后来的“下海经商”无不被刻上现代文明的烙印,这使得他的头脑无法逆转向。

海南是伍继延的商人生涯的开始,随后他辗转多个地方,最终在重庆完成了自己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商业项目,“五黄路”如今已经是重庆中央商务区的地标性建筑,伍继延也引起了在渝打拼的湖南籍商人们的注意。2002年末,伍继延受邀参加重庆湖南老乡会的活动。

这个成立于1985年的同乡会组织在举办第18次年度聚会时邀请伍继延参加,伍继延回忆说当时自己正在长沙“金鹰节”上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那天非常重视我,飞机晚点,一直等我等到将近下午一点多,直到我到了之后聚会才正式开始”,这使得伍继延非常感动。

当天在现场伍继延见到了老乡会的几个主要发起人,这些当时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希望伍继延能够担当起组织与主持在渝湖南老乡会工作的重任,而在这之前,伍继延的想法只是“与大家一起吃个午饭”。

伍继延说自己虽然下海经商,但总归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于是一心想要实现“老乡会”的合法化,因为老乡会“毕竟不是一个合法组织,我们下海做生意,都有执照的,该交税交税,各项手续齐全,我们那个老乡会连个章都没有。”

伍继延随后的主要工作便是为“湖南老乡会”进行注册,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社会组织必须挂靠在一家主管单位下,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没有一家政府机关愿意为这个组织提供帮助,直到伍继延找到重庆市工商联。

重庆市工商联时任主席尹明善愿意接受“老乡会”挂靠,但是提出了一个不容商量的条件——“不能叫老乡会,要叫商会”,伍继延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商会就商会吧,我本身就是做企业的,我也没觉得商会不好”。

2003年SARS风暴中,伍继延完成了“重庆市湖南商会”的登记手续,这是重庆市第二家外地商会。伍继延说办完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现全国各地就没怎么见到“湖南商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数不清的“浙江商会”甚至“温州商会”,伍继延说自己开始反思。

说起湖南,人们知道的可能是曾国藩的湘军,可能是毛刘等湘籍政治人物,可能是超女快男等湖南电视文化,湖南商人在何处,湖南商人为何失声。

提出湘商概念时,伍继延说自己想到的是在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商业时代,湖南商人应该引领湖湘文化的又一次崛起,从军事到政治再到文化,直至商业文明,这是伍继延所勾勒出的三湘大地的发展轨迹。

当时伍继延无意赋予自己更大的历史使命,而是只想探索解决湖湘文明困境的化解之道。或者说对于伍继延来说,倡导湘商文化的兴起,是想将湖南作为一个样本,期之以完美转型之愿,最终跳出湖南一界,进而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这是伍继延的愿望,当然也是他的野心。即便他自己也承认鼓吹湘商文化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最终着眼于整个中华商业文明。

19岁那年名字出现在《湖南日报》上之后,伍继延的名字再一次密集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是因为他提出的湘商崛起以及商帮向商会的转型,而写在他的名字前面的头衔也变成了“文化学者,商会活动家”。

伍继延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地域性以及基于地域性产生封闭性特质的商帮组织应该迅速向现代商会形式转变以因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段表述在刊发时被冠以一个耸动的标题《10大商帮该死》,伍继延笑称这个标题使得自己成为“罪人”,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现在提商帮,并非毫无合理性,但是想要在现代商业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转型为现代商会。”

当被问及现在所提倡的商会建设与当初倡导的“湘商”概念是否有所矛盾时,伍继延用了一个湖南人喜欢用的比喻,当初我上井冈山不是目的,只是步骤与手段,做湘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通过推动湖湘文化这样一种最活跃的,也是最顽固的文化的转型,现在这个实验证明,确实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推动全国性的整个文化的转型,由湘商的商会建设扩展到整个中国各地的商会建设。”

伍继延说自己曾经不遗余力倡导的湘商崛起其实是为了后续的商会建设打造前提,而商会建设则是为他的实现公民社会理想铺设路径。自由经济与公民社会构成了他的主要话语体系。

现在已经“从井冈山上下来”的伍继延尽管说话喜欢引用毛泽东的词句,但是当年在岳麓山脚下的大学校园中读过的那些由思想贩子贩售的新思想,早已经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扎根发芽散叶,并且开出了花。

 

东方企业家:旧式商帮与现代商会的区别在何处?

伍继延:商帮的核心是“帮”,过去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依靠血缘和地域为纽带联结在一起,我们知道帮和派是相关联的,既然是帮和派,肯定就是帮派利益至上。

商会是什么呢?商会是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为了解决集权的政治和自由的市场之间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商会是原本一盘散沙的企业形成的的集合体,并因集合产生很多功能。除了整个集合体的成员间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之外,更催生了现代公民社会形态。

东方企业家:商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伍继延:首先它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原来我们习惯于依赖于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应该靠法律,靠税收,靠宏观经济政策,而不能像原来那样直接管理,这样,企业的自治就尤为重要。这种自治的实现就依靠商会。

其次商会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要把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无论哪个社会,企业家都是稳定的力量,在承认社会多元的前提之下,必然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完成对于社会的整合,商会则是针对企业家们的最好的社会组织。

东方企业家:当前加快商会建设的迫切性体现在何处?

伍继延:经过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大批民营企业是没有主管部门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权利需要主张,有自己的诉求需要让外界听到,有自己的以及群体的利益需要维护,同时行业自律也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商会的建设便显得非常重要与紧迫。

东方企业家:如何有效推进商会建设?

伍继延:首先要充分尊重企业家的首创性,尊重商会作为一个社会自治组织的非政府性的特点,不要把商会搞成依附于政府的协会;

其次,政策积极倡导的同时,尽快出台“商会法”对商会活动加以规范。

东方企业家:当前商会建设的短板是什么?

伍继延:主要是组织形式上的异化。中国人传统上已经习惯在三种类型的组织里活动,如果自然而然地将这三种组织形式代入到商会中,便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一种类型是家族,会导致很多会长把商会当作家庭,把会员当儿子管。第二种组织是政府,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即便没有在政府工作过的,也知道政府怎么管理,很容易把商会搞成二政府,习惯“官大一级压死人”最后会长成了孤家寡人。第三种类型比较具备资本特征,商会是企业家的自治组织,很多会长容易把自己搞成大股东,我出钱多,我说了算,这也是不行的。

商会的家族化倾向,商会的行政化倾向,商会的企业化倾向,是当前商会建设的短板。

东方企业家:当前商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伍继延:现在很多商会变成老板个人出风头的平台,很多老板愿意花钱买一个机会来标榜自己,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常常会将商会作为地方政府作秀的工具,最恶劣的问题也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商会变成官商勾结的新渠道。

东方企业家:这一次温州的高利贷风暴中,温州商会似乎并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以您的观察原因何在?

伍继延:这次事件充分证明了我的一个判断——温商更多的是在重复商帮的悲剧,但是这次危机对整个温州商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温州人最早都是勤劳致富的,都是从一点点非常细小的行业开始做起,然后在这个细小的行业里边,逐渐形成自己家族性的、地域性的垄断地位,后来他们开始玩大的,进行了他们不熟悉的资本与房地产的运作,那么他们必然就面对全球化的玩家,他们的对手就是索罗斯,就是巴菲特。

东方企业家:温州商会或者按照您的说法他们还处于商帮阶段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伍继延:他们那种借钱,就是靠血缘纽带,家族纽带,温州人经常讲,我借钱,借条都不要的。因为他有行规,反正我给你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必须给我多少利。到现在麻烦了,没有现代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没有现代的抵押措施,没有现代的评估,没有现代的组织形式来做保障,就是靠传统商帮的套路,现代商会并不是把若干个商人凑在一块就成了商会,是真正把它重新设计结构,才能抵御风浪。

东方企业家:作为商会,如何组织成员共同抵御风险?

伍继延:商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确实就是共同抵抗风险,这要采取专业化手段,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实现。如果国家政策上允许成立一个投资基金,商会能做那些工作呢,就是通过对商会会员企业的评估,进行联保。比如说,我这个企业需要向这个基金融一笔钱,如果他自身条件不够达不到要求,我们会员企业可以对他进行支持,但是具体到这个款能不能提供,还是得由专业化市场化的银行或者基金公司评估之后作出决定,而不是简单地由我们其他会员凑点钱来帮他。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凯旋门广场A座1601室
电话:027-83612979 传真:027-81889266 邮编:430062
网站建设:中天亿信